好一个吸引眼球的观点，不是吗？而这位网友给出的理由则更加惊世骇俗：“美联储的球门是新兴市场国家，不是美国金融稳定”。必须承认，这种阴谋论逻辑及其结论的确很对猎奇者的胃口。毕竟，跌宕起伏的悬疑片远比枯燥乏味的纪录片扣人心弦。但遗憾的是，现实经济的历史并非是由一个个引人入胜的阴谋堆砌而成，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幕后安插进种种自以为高明的主观臆断，在愉悦大众之余，可能只会带来曲解历史、误导预期和激化矛盾的非理性结果。

　　在快餐文化和“注意力经济”的刺激下，现在这种阴谋论逻辑俨然成了流行思维方式。而恰恰在此时，次贷危机激情爆发，美联储大幅降息，美元汇率跌跌不休，国际油价一路狂升，国际粮价节节攀高，全球通胀四处开花，各国股市波澜起伏，这种市场异动无疑给阴谋论者提供了挥舞画笔的最佳素材，用简单、缥缈的线条将多个经济现象勾串在一起，不就成了一幅金融战争图了么？

　　这种“画法”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笔走偏锋、着墨不实，过于“意识流”。比如上文那位网友就把结论建立在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基础之上，其将美联储的政策调控目标定位于抑制新兴市场实在不着边际，维持美国物价稳定并在此基础上维持经济增长是美联储自成立至今的不二目标。别忘了，美国是当今世上最强大的经济体，还有什么比强身健体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呢？当然，不能否认，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得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溢出效应”，给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带来或多或少的间接影响，但这和美国“蓄意为之”显然是两种概念。

　　美国货币政策同时具有对内对外深远影响，是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金融体系历史沿革的产物，虽然说美国由于这种主导地位而获得了诸多收益，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有义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任何“超国家”的监管机构在维持美国货币政策权利和义务的均衡，而且就算假想有这种机构存在，也不可能对美联储“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主义行为形成有效制约。美联储不是全球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旨在减小美国通胀、促进经济增长、平稳美国金融市场的种种努力都无可厚非，如果这种“个体理性”由于其政策的外延性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集体非理性”结果，那么美国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而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金融结构自发的再变化也会削弱美国的主导力量，让国际金融秩序在混乱中重新迈向另外一种均衡。

　　在笔者看来，大部分局部金融危机并非惊天阴谋酿造，而是两种“非均衡”激情碰撞后不对称调整的必然产物。任何经济体在打开国门、共享全球化收益的同时就应该认识到这是个“非均衡”游戏，接受美国经济相对强势、美国货币政策具有溢出效应的事实。如果无视全球化风险，在过于乐观、盲目自信的背景下偏向超出自身潜在风险承受能力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方式和金融发展模式，一旦美国货币政策的内视目标和外延影响在特殊时期发生冲突，那么两种“非均衡”都会自发调整，只不过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是缓慢的，而受到外部冲击的经济体却将在短期、大幅、快速调整中与局部金融动荡乃至金融危机致命邂逅。

　　这似乎恰恰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当次贷危机后美联储旨在化解危机影响的内视性政策与其加剧全球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的外延影响发生剧烈冲突之际，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正由单极向多极缓慢调整，而另一方面越南也经历着“非均衡”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式剧烈调整。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加入全球化游戏的经济体是否忽视了这种外延影响而采取了有失审慎的发展方式和应对策略。

　　正是因为如此，阴谋论对于避免越南式金融危机的重演没有任何建设性，而且它甚至可能变成破坏金融稳定的“败笔”。因为在次贷危机之后动荡不安的市场环境下，全球货币政策的合作对于共同抵御全球通胀风险和减小整体市场波动性至关重要，而阴谋论的流行毫无疑问将恶化合作氛围，使一系列旨在加强国际政策协调性的高端对话难以达成卓有成效的共识。

　　笔者以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眼下的理性之举是正视美联储政策的外延性并研究分析其可能的变化，好好反思越南危机中外部风险管理的教训，力求保持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均衡化”发展步伐，避免“非均衡”国际金融结构由于本国自身的非审慎应对而引发金融动荡。

　　从短期看，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期降息7次325个基点的宽松政策业已导致全球通胀压力普遍加大，而美联储货币政策后期加息可能性的不断增强则可能导致全球过剩流动性在流入之后重新流出新兴市场，这意味着新兴市场既要坚定不移地与通胀斗争到底，又要做好应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预防性准备，以避免汇率过快过大变化，审慎增强金融市场开放度，加强货币政策创新与合作。从长期看，致力于减小两种“非均衡”，是降低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爆发可能性的根本途径，这势必要求新兴市场既要完善基础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避免透支增长和盲目赶超，又要稳健有序地加强区域货币体系一体化发展势头，增强多元化投资方向，以促进世界经济金融多极化转变的方式减小单一国家货币政策的外延性影响。

　　“9号球员接到球了，好一个赏心悦目的马赛回转，又一个灵光闪现的人球分过，再一个妙到巅毫的撞墙配合，这一串令人拍案叫绝的运球推进兼具亨利的速度、皮耶罗的技巧、小小罗的灵气和因札吉的意识，转瞬之间9号球员已经杀到对方门前，只见他：急停、拉弓、抬脚、射门……”咔，卫星信号戛然而止。如果这时评球的解说员断然声称这个9号是好射手，大部分观众我想都会不以为然。毕竟，足球场上前锋接球、运球、配合、过人都只是为了把皮球最终送进对手的大门，如果华丽的过程没有写意的结果，那只能是遗憾。在即将开始的欧洲杯上，评价优秀射手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进球多少。

　　本栏前一篇就像开头的足球解说一样，只是介绍了美联储注入流动性的方式并估算了注入规模，并没有论述美联储政策调控的效果，甚至没有涉及政策评价的基准。实际上，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美联储用一系列新政策工具注入大量流动性是有成本的，以增加美联储自身资产负债风险和加剧未来通胀压力为代价是否物有所值，值得深入思量。就像评价射手的基准是进球一样，美联储流动性注入政策是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其能否战胜次贷危机的伴生产物：信贷紧缩。无论TAF、PDCF和TSLF设计得多么精巧，无论美联储用其注入了多少流动性，只要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依旧乏善可陈，伯南克就没能完成“进球”的使命。

　　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球门在哪里？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信贷紧缩这个词汇频繁出现，但并非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在耳熟能详之余确切了解衡量信贷紧缩程度的经济指标。从词条解释来看，无非是指信用提供者普遍不愿、不想、不能或不敢向往昔的交易对手借贷富余资金的一种市场紧缩状态，银行间拆借规模、市场信贷规模等衡量“量”的指标似乎能够更直观地提供整体信息。但问题就是，这种数据并不容易直接得到，而具有可得性的一些与“量”有关的局部数据大多无法全面反映整个市场的宏观局势。

　　“量”不行，就得诉诸“价”了，紧缩的市场中交易难求，只有付出更多风险溢价资金需求方才能谋得信贷。通过这种补偿机制的作用，信贷紧缩程度与信贷资金价格紧密相连。而所谓资金价格，就是利率。比较常见的银行间信贷利率就是Libor（伦敦同业拆借利率），美元三月期Libor则是16家国际活跃银行为获得三个月、无担保的同业美元贷款而愿意支付的利率。显而易见，这一资金价格包含了两种主要的风险溢价，一种是信用风险溢价，次贷危机肆虐之下任何地位显赫的金融机构都可能随时塌陷，为弥补这种无担保信贷血本无归的风险，借款者必须开出更高的价格；另一种是流动性风险溢价，次贷危机横行之际任何资本雄厚的金融机构都可能随时入不敷出，作为借方对流动性的渴求异于平常，而作为贷方则对难以即时变现的中长期信贷并不感冒，干柴烈火般的需求碰上冷若冰霜的供给，结果自然是更高的成交价格。

　　不过遗憾的是，美元三月期Libor本身包含的要素可不止于此，美联储基准利率的变化也对货币市场利率走向起到了关键性的导向作用。实际上，基准利率反映的是银行从美联储那里获得隔夜有担保资金所必须支付的利率，如果不嫌麻烦且忽略实际的可行性，银行可以在三个月内不停地从央行那里以隔夜拆借利率获取资金，美元三月期OIS（隔夜指数掉期）利率就是描述这种融资方式价格的指标，其反映了掉期合约三个月内隔夜拆借利率变化的预期信息。OIS利率的妙处在于，它包含的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微乎其微，原因很简单，作为一种利率掉期产品，OIS合约并不要求本金的互换，最大的损失也就是互换利息的差值，交易对手倒闭与否影响不大，而整个交易也几乎不需要任何初始现金流。

　　聪明的读者肯定想到了，保留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信息，剔除基准利率变化的干扰，用三月期Libor减掉三月期OIS利率不就可以了吗？事实上，这个利率差值也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用来衡量信贷市场紧缩状况的核心指标。那么，次贷危机前后这个指标有什么变化？美联储的流动性注入又对这一指标产生了什么影响？

　　2007年8月9日，法国最大银行巴黎银行宣布卷入次贷危机，全球股市大跌，欧美央行紧急注资救场，当日美元三月期Libor与三月期OIS利率的差值（简称LO利差）从前一日的13.4个基点跃升至40个基点。这天成了次贷危机后信贷紧缩加剧的分界点：在2001年12月4日至2007年8月8日的1482个交易日里，LO利差在1.91至37.8个基点间小幅波动，平均仅为11.03个基点；而在2007年8月9日至2008年6月3日的214个交易日中，LO利差在24.33个基点至106.35个基点大幅波动，平均高达67.20个基点。毫无疑问，次贷危机已对美国货币市场造成了罕见的深重打击。

　　更糟糕的是，看上去很美的LO利差很可能低估了实际的信贷紧缩程度，Libor很可能“做了伪证”。Libor的形成较大程度依赖大型银行的主动报价，而非全然建立在现实交易基础之上，这带来了道德风险问题。在次贷危机给大多数欧美金融机构带来切肤之痛的当下，一些于每日格林威治时间11点准时给BBA（英国银行家协会）提供报价单的大型银行可能故意低报为获得银行间贷款而愿意支付的利率，以掩盖自身的流动性不足。毕竟，在大多数市场主体都能确切获知每个银行单独报价的背景下，真实暴露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很可能会加剧市场担忧，带来不必要的信心损失和股价下跌。虽然BBA通过剔除极端值的方法在努力缩小失真度，但在哀鸿遍野的市场中，“做伪证”可能不是个别现象。《华尔街日报》就利用从违约保险市场上获得的信息试图证明Libor不堪重任，而越来越多对Libor的质疑以及改善Libor报价机制的讨论也层出不穷。

　　暂且把LO利差的低估抛在一边，美联储的流动性注入是否起到了缓解信贷紧缩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泰勒的答案是NO。从TAF拍卖日LO利差的变化可看出，美联储注资并没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否意味着伯南克是个只会带球过人，不会射门得分的低效射手呢？且看下回分解。

　　非常遗憾！这又是一种常见却想当然的市场误解。一季度之所以没有出现投行们此前言之凿凿的负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消费惯性让美国经济充满韧性，与美联储降息并无直接联系，降息325个基点的扩张效应要等到三季度才能显现，而且这剂强心剂应该更多体现在投资反弹而非消费强势上。再说，调整基准利率并非美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全部，在降息接近终点或者到达终点时，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有的才刚开始。

　　实际上，次贷风波中的美国货币政策更像是奥运火炬传递，不同政策工具连番接力，每个阶段性终点同时也是起点，在基准利率降至低位的此刻，新一轮美国货币政策调控重心已有所偏离，更有针对性、更具创新力、更显隐蔽性的操作直指次贷风波后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信贷紧缩。

　　可以说，信贷紧缩问题是决定美国经济短期反弹和长期复苏最关键的核心要素，而不是之一。国外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近来也将研究焦点汇集于此。斯坦福大学的金融泰斗泰勒4月份就写撰文探讨信贷紧缩及美联储TAF(定期资金招标工具)所起的作用，国际清算银行3月发布的季度分析报告中也包含了多篇衡量、估算、评价信贷紧缩的最新文献，而国际主流财经媒体和各大投行也大范围地加入了讨论。但国内对此的研究分析似乎罕见，以至于一些误解不断产生。

　　比如说，所有人都知道美联储通过注入流动性来缓解信贷紧缩，但市场对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手段和规模却存在一些认知真空甚至是误解。美国货币政策工具一共有六种：OMO（公开市场操作）、贴现贷款政策、准备金政策、TAF、PDCF（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和TSLF（定期证券借贷工具）。除了准备金政策，其他五种工具都为次贷风波中的流动性注入提供了渠道。

　　OMO当然是最传统、最频繁的手段之一，但通过它注入的流动性却很难确切估算。OMO操作分暂时性和永久性两种，暂时性OMO通过回购和逆回购协议、永久性OMO通过买卖证券影响美联储的资产结构和市场的货币供应，虽然美联储也会在政策公告里正式宣布以OMO方式注入流动性，但并不公布确切的金额，这就使得在每天的OMO数据里分离出用于流动性注入的数量非常困难。因此，美联储通过OMO向市场注入了多少流动性无从估算。

　　另外一种传统手段是贴现贷款政策，美联储通过向三种类型的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贴现贷款以增强市场流动性。一类贴现贷款主要针对基本面较好的存款性金融机构，二类贴现贷款针对未能达到一类标准的存款性金融机构，季节性贴现贷款则主要针对资金需求波动具有规律性的小型金融机构（比如主要提供农业信贷的某些小型商业银行）。我们平时看到的贴现利率是一类贴现贷款利率，次贷风波爆发以来，美联储将之调降了累计400个基点，与基准利率的差距从100个基点下调到25个基点，并将贷款期限两次上调至90天，但是，贴现窗口扩大带来的流动性注入仅为365亿美元左右，毕竟对于许多金融机构而言，申请贴现贷款并不光彩，这一举动无疑像是对市场昭示自身病重而急需“救赎”。

　　为增强流动性注入的主动性，美联储在次贷风波中新开发了三种利器：TAF、TSLF和PDCF。TAF是通过拍卖机制定期主动向存款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机制创新，自2007年12月首次推出以来，每月两次，每次拍卖的贷款金额从最初的200亿到2008年1月的每次300亿，直至5月的每次750亿，力度不断增强，自推出以来，美联储通过这一工具连续11次的使用累计向市场投放了4350亿美元流动性。和TAF比较相象的是TSLF，它也是通过拍卖机制提供流动性，只不过这一工具针对的对象是范围更加宽广的一级交易商，而且美联储并不直接提供贷款，而是用自身优质的高流动性债券交换金融机构难以流通的抵押证券，这种交换性质的好处是不仅能够进一步激活抵押市场的自发交易，且没有对货币供应产生影响，进而无须OMO的对冲，自3月11日引入TSLF以来，美联储累计向市场提供了2940亿美元的流动性。PDCF的交易对象也是针对一级交易商的，这个3月16日引入的货币工具非常类似针对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贴现贷款政策，一级交易商可以直接从美联储获得短期贷款，截至2008年3月，美联储通过PDCF向市场提供了161.68亿美元流动性。

　　以上数据均来自笔者对美联储和纽约联储银行官网数据供应的第一手挖掘，通过贴现贷款政策和三种新工具，美联储自次贷风波爆发来累计向市场提供了7827亿美元流动性，鉴于其他流动性注入手段的客观存在，实际注入规模还会更大一些。综合五种工具分析，美联储提供流动性的方式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延长了贷款期限；二是扩大了抵押品范围；三是增加了流动性供给的对象；四是降低了获得流动性的成本。

　　据笔者观察，媒体和一些国内外机构研究报告中对美联储注入流动性规模的测算非常不规范，有的甚至犯了低级错误。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估算未能掌握美联储注入流动性的基本方式和特征，使用了有失偏颇的估算方法。

　　媒体上常见的一种粗糙估算是将涉及美联储提供流动性的新闻汇总起来，并加总其中数据，这一方法漏洞太大，结果可信度非常低。在一些研究报告中使用的另一种方法则是通过对比美联储次贷爆发初期和现在的资产负债表来计算注入流动性规模，它的致命错误在于忽视了许多政策工具的期限结构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就拿TAF来说，其期限结构大多为1个月左右，在新一次拍卖时，一个月前拍卖的贷款已到期，在最新资产负债表上TAF项下显示的永远是最近两次TAF的数额，而不是所有TAF的累计数额。这显然大幅低估了流动性注入量。

　　是的，次贷危机已经发生，无止境的事后诸葛和未雨绸缪不仅让我们审美疲劳，更让我们忽略了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而刚刚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错过识别和规避新生风险的时机成本是如此高昂。

　　将迷离的目光拉回充满质感的现在，我们骤然发现，次贷危机不过是承载诸多风险的载体，就像潘多拉之盒，盒子本身并不可怕，面目狰狞的是曾经密封于盒子中的经济恶魔。现在，谁打开了盒子，谁还将会打开盒子已不再重要，如何关上盒子、重新封印四窜的魔鬼才是性命悠关的当务之急。

　　那么，谁有能力关上盒子？如果此问有答案，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伯南克、特里谢、金这些货币魔法师，而其中最被人寄予厚望的还属白袍法师伯南克。4月30日，他将和他的伙伴们第三次坐在一起讨论如何释放货币魔法，哦不，应该是第四次，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个神秘的法师兄弟会曾经在1月22日出人意料地非常规性集结，念出了降息75个基点的咒语。这一次，他们又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吗？

　　这一次他们更加为难，因为现在的形势远比次贷危机初期错综复杂，在国际货币体系紊乱、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乏力、信贷市场紧缩等实质性问题的同生共存的情况下，单纯化解次贷危机易，但解决次贷危机后的新问题难上加难，因为次贷危机盒子中放出的都是复合型的经济恶魔。

　　第一种复合是整体通胀和局部通胀的复合。4月，国际油价走上每桶118.98美元顶端，粮价也创出10多年新高，公用资源和必须消费品的普遍价格高企让全球通胀魅影忽现。与此同时，各国最新CPI指标也处于高位，美国4％，欧元区3.6％，俄罗斯13.3％，乌克兰26.2％，南非9.8％，土耳其9.15％，阿根廷8.8％，巴西4.73％，委内瑞拉29.1％，中国8.3％，印度5.47％，印尼8.17％，越南19.39％，同样的通胀剧目在世界不同角落集体上演。

　　第二种复合是实体经济受损和货币体系收缩的复合。美国楼市依旧深陷泥沼，消费者行为谨慎，储蓄率上升，就业状况大幅恶化，经济信心持续削弱。与此同时，货币市场信贷紧缩依旧没有缓解，3月期美元Libor与同期基准利率0.5个百分点左右的偏离依旧大大高于正常水平。

　　第三种复合是市场联动和摩擦加剧的复合。在美国楼市深度调整的同时，全球楼市也不景气，截至4月23日，全球房产指数就较去年末下跌了16.33％；而1月21日的“黑色星期一”也让人们再次领略到了全球股市的互动威力，实际上在整个一季度，不仅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道琼斯指数下跌了9.92％、14.04％和7.55％，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英国富时100指数和日经225指数也分别下跌了19％、16.16％、13.24％和18.18％。市场之间荣辱与共，而双边和多边合作氛围却有所恶化，在美元超跌的背景下，欧洲和日本对于弱势美元转嫁风险的行径大为不满。

　　面对第一种复合型恶魔，伯南克需要释放冰霜法术，用紧缩政策消除两种通胀压力，而且作为全球货币政策标杆，伯南克似乎应该像沃克尔一样意志坚定，因为对于每个备受内外部通胀双重折磨的经济体而言，都存在“搭便车”的潜在激励，道德风险一旦失控，通胀恶魔将更猖獗。面对第二种复合型恶魔，伯南克需要释放火球法术，用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缓解信贷紧缩。虽然自次贷危机以来伯南克已经六次施法，但效果的滞后性让市场心存不满。面对第三种复合型恶魔，伯南克则需要加强与全球同行的协力合作，惟有提高政策协调性，联动市场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的整体引导和控制，汇率作为经济纽带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整体信息。

　　在冰与火的选择冲突中寻求平衡已经不易，而谋求个体平衡与整体平衡的统一就更加困难。伯南克像他的每位前辈一样，正在用制度创新的方式增强自己的法力。他并没有急于在危机中尝试自己的学术试验，推广一贯提倡的通胀目标，而是切实有序地完善了货币政策结构，一套以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利率政策为主体，以定期资金招标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和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为补充，以互惠货币掉期机制为跨国合作形式的多层次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

　　灵活运用这套多层次货币政策体系，伯南克在与经济恶魔的斗争中无疑将更有胜算。选择更为温和的基准利率调降不仅将有助于通胀预期的控制，还能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刺激，灵活多变的定期资金招标工具、定期证券借贷工具和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将能够通过改善融资环境激活信贷市场，而互惠货币掉期机制则有望通过改善国际货币政策博弈结构稳定离岸市场的美元拆息，给更多更广的多边合作培育和谐的市场氛围。

　　正在“善其器”的伯南克现在更需要的似乎是逆流而上的勇气。敢于适时结束本轮降息，甚至在不久的未来果断加息以避免低利率政策长期化的“重复错误”，防止过度宽松政策在“一个泡沫还未彻底破灭的时候催生另一个泡沫”，并避免低利率的美国成为新套利投机活动的乐土，挽救奄奄一息的美元汇率，将长期通胀重新置于可控范围之内。

　　当然，这些都不会是4月30日会发生的事，伯南克可能还需要一到两次小幅降息才能重新考虑紧缩事宜，在此之前，白袍法师仍将进一步积聚法力，关注经济恶魔动向，以便在最好时机向比次贷危机更可怕的经济恶魔发起真正挑战。

　　但愿如此！

　　从1982年到2003年，国务院机构多次瘦身，从100到61，到59，到40，到29，到28，机构个数不断有序减少。今年3月，第六次机构改革拉开帷幕，这一次我们关注的数字再一次向下缩小至27。纵向回顾来看，机构数量与政府效率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负向相关关系。横向比较也对这种微妙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支撑，与大部分内阁机构动辄超过20、甚至30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效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只有20个以下的内阁机构，比如美国是15个，日本是12个。

　　如何解释这种“减法改进”的有趣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看似简单肤浅，实则复杂深奥的数字问题，我们先将问题放得再大一点，当然也只是简单地从经济学视角把政府看作宏观政策的“供给者”，如果其供给是有效的，即宏观政策能够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那么政府这个“供给者”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必须强调，这里所说的宏观政策是指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组合，即政策搭配。对于单一政策有效性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但对于有效政策搭配的有效性，似乎还没有吸引过太多主流研究的兴趣，实际上两者概念大相径庭，相比“单对单”的单一政策有效性，“多对多”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是一个更加“全局性”的强势概念，突出的是政策供给者对政策目标的整体控制力。

　　虽然市场总有失灵时，政府调控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就一定能实现效率的帕累托改进。为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也许压根就不存在 “有效政策搭配”！现在，我们的剪裁进入了真正的核心环节，即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事实上，存在性问题（Existence Problem）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经济学研究传统从来都将其作为科学性基础而投入大量研究精力。稍微沉浮于经济学史海，就能轻易发现“存在性”的核心意义。自瓦尔拉斯1874年第一次于《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系统描述斯密《国富论》里“看不见的手”理论以来，阿罗和德布鲁等人于上世纪中叶之后中运用拓扑学中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才让整个微观经济学得以建立在一个较为完整和牢固的基础之上。而纳什运用拓扑学对“纳什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也让博弈论在科学、系统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大师都很清楚，如果缺乏支持其主要概念“存在”的论证，他们的理论都将是空洞无力的。

　　“存在”才是合理的，而决定“存在”与否的，是制度。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需要种种条件才能满足，而制度安排是决定这些条件变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制度改进能够使得这些存在条件更为满足，那么这种制度改进很可能就起到了增强政府调控效率的潜在基础性作用。现在，在大费周章的逻辑接力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将大部制改革与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联系在一起，来解密有趣的“减法改进”了。

　　关于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丁伯根通过对矩阵性质的考察开创了一代研究先河。他将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研究有条不紊地分成变量划分、总量关系方程构建、政策目标均衡值确定和最优化过程分析四个步骤，并得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即只有当政策工具数量大于政策目标数量时，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才得以满足。

　　但仅仅从这个经典理论出发，大部制改革与政府政策供给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仍难以解释。但理论是发展的，博弈论工具的应用性开发让这一领域在2005年和2006年重新结出累累硕果，Acocella和Bartolomeo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创新，他们将传统方法与博弈方法有机融合成一体，初步建立了静态和动态多决策者丁伯根博弈模型，“将丁伯根法则”和“纳什均衡”有机结合成一体。在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跟踪和综合之后，我将新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条件称之为“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它充分考虑了多个决策者之间目标重叠可能带来的抵消性影响。如果两个或多个政策决策者对同一个（些）政策目标具有控制力，那么控制力冲突之下将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保障静态经济目标的全部实现和动态经济演化的路径最优。

　　根据“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为了满足宏观调控整体控制力增强的需要，政策供给者全部的政策工具数量需要不断增加，并时刻保持其总量超过政策目标总量；但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内部政策和谐的需要，单一政策供给者的政策目标数量要尽可能大于其政策工具数量，并避免目标交叉。为了达到这个双向约束的存在性条件，基础性制度改进一方面需要致力于丰富整体的政策工具数量，另一方面需要在减少可能冲突的前提下，扩大其个体的政策目标范围，这样才能满足整体调控能力和博弈纳什均衡的同时存在。

　　大部制改革正是符合“有约束的多工具原则”的政策改进。在政府部门数量较多的背景下，整个博弈结构非常复杂，许多单一政策供给者对特定政策目标可能具有局部控制力，而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部门对同一政策目标具有控制力的时候，冲突就无法避免。让博弈回归均衡的制度改进有几种方式：一是明晰单一部门政策目标边界，扩大其政策目标范围，弱化局部控制力；二是避免政策目标重叠，减小控制力冲突的可能；三是减少政策供给者数量，化外部博弈为内部博弈，将控制力冲突内部化。我们在不同国家都能看到三种促进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满足程度的制度改进方式的一些端倪，在中国最易察觉的是后两种方式。通过减少部门数量，政策供给的局部控制力冲突不断被内部消化，政策搭配的全局效率增强；通过对金融监管部门各自政策目标的清晰划分，未成立大金融部也能实现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的改善。

　　过去的三十年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土壤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三十年，我这个而立之思系列的开篇自然聚焦于市场经济的灵魂：经济自由。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打开了束缚经济自由的枷锁，看不见的手才开始在神州大地展现出引导有序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魔力。

　　在1978到2007年间，中国实际GDP增长有15个年份达到两位数，30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85％，以1978年为基期，2007年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了973％，就像西方经济学家在学术论文中写道的：“没有哪个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比中国近几十年做得更多”。在高歌猛进的经济发展背后，经济自由日益彰显。根据弗雷泽研究所从政府规模、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及信贷、劳动力与商业管制五个维度的估算，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从1980年的3.93上升至2006年的6.3，增幅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一个成熟、自信、和谐的中国经济正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经济自由浪潮中。

　　虽然这里无法用经济学的实证范式在中国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搭建一个严谨的因果桥梁，但至少有一点是世人都承认的，没有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春风吹拂，中国经济百发齐放的灿烂辉煌就不会如斯真实。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让经济自由思想与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均衡思想在东方摩擦出些许火花。

　　第一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比例均衡。中国改革开放中对市场与政府主导比例的不断调整就像是寻找黄金分割点的经济试验，给了有关自由与约束经久不衰、此起彼伏的争论找到了一条相互融合、相互妥协的均衡思路，即以市场为主导解决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以政府为补充解决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蕴含于改革开放“白猫黑猫论”中并经受住实践经验的这种比例均衡思想，对于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极端化困惑也不无裨益，实际上就像德布鲁50年前的研究结果所示，完全自由且不受约束的市场并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而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滞胀及其后无数次的西方经济动荡也表明，相机而动的政策调控有时不仅不能优化资源配置，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来源，在两个极端间寻求自由与约束的均衡则需要对经济自由的辩证认识和对政府调控的谨慎运用。

　　第二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速度均衡。中国稳健有序的渐进式改革成果斐然，它意味着弘扬经济自由就像是农耕播种，踌躇不前不可能收获春华秋实，而好大喜功也只能品尝拔苗助长的苦果，惟有寻求不温不火的速度均衡才会结出累累硕果。而把握速度均衡的关键，正在于认清自身管理和应对经济自由内部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审时度势，有先有后、有急有缓地分部门、分行业、分地区播种经济自由，有效满足市场合理竞争诉求，审慎对待外部加速开放压力，才可以在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改进的同时，避免重蹈“华盛顿共识”下部分国家激进改革失败的覆辙。

　　第三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层次均衡。经济自由并不单薄，在宏观层次上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配置的合理导向；在中观层次上表现为企业经营的自主抉择、自由竞争；在微观层次上则表现为普通个人的自由创新、个性彰显。不同层次的经济自由彼此交织、相互影响，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实现层次均衡的关键就在于深化制度改革，以法制性的基础建设理顺经济自由的层次影响。就像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通过培育现代金融市场、推进银行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来规范宏观经济自由；通过引导建立产权明确、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内控有序的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中观经济自由；通过创造条件鼓励普通个人增强学习、不断创新、自由发展来规范微观经济自由，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闪现出实现宏、微观和谐发展的层次均衡思想。

　　第四个火花是经济自由的分布均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表明，经济自由相对于区域和财富的分布均衡是经济实现长远稳健发展的关键。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自由差距有序减小，经济自由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均衡保障了资源配置由局部有效向全局有效的趋近。而通过“先富论”对“先富带动后富”的不断强调，经济自由对减小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尤其是近年间科学发展观、和谐观念的不断彰显，避免了由于区域发展程度不同或是个人财富水平不同而带来的经济自由界限模糊和可能冲突，使得社会强势群体成为经济自由全面化的促成者而非践踏者。

　　雨果曾有言：“社会的繁荣是指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放迄今所体现的经济自由的均衡内涵使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正在微笑着拥有这一切。

　　一个简单的直觉就是，自2005年7月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着稳健升值的步伐，但同期中国出口依旧是红红火火，似乎与理论相去甚远。很多数据也给这种直觉提供了支撑，根据上月22日央行发布的《2007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去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6.9％，同期出口增长25.7％，进口增长20.8％，贸易顺差较前年增加了847亿美元。你看，人民币升值并没有对中国出口形成有效制约，以至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而且从最新数据的纵向对比来看，这种悖论更加匪夷所思，今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单月升了1.566％，而同期中国出口增速也从2007年12月的21.7％上升至1月的26.7％，大大出乎意料。

　　“铁一般的事实是不会给金子般的幻想让位的”，中国出口就像一匹疯狂野马，完全挣脱了理论桎梏，豪放不羁地奔驰于国际市场。该如何解释这种“中国特色”的理论偏离呢？实际上，强调中国出口和人民币升值各自趋势的独立性和内生性等于虚晃一枪似的回避了这个问题，从出口和汇率两者之间的纽带联系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残断的思绪。

　　第一，从出口结构看，悖论中也藏匿着些许理论碎片。由于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美元贬值有点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在美元对大多数币种全面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大论调中的结构因素就异常耐人寻味了。人民币在对美元升值的同时，对欧元和英镑却在贬值，鉴于中国出口结构中美国相对地位的有所下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所带来的出口抑制一定程度上被对欧元和英镑贬值所带来的出口刺激所抵消。从今年1月的中国出口结构看，中国对美出口环比下降，对英出口环比上升，与汇率结构相结合，实际上在局部并没有偏离经典理论。

　　第二，从出口供需看，出口与汇率的联系路径并不单一。经典理论从需求角度强调了出口和汇率相互联系中的货币效应，由于美元相对人民币的货币价值下降，所以美国消费者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受到了些许打击。实际这并非唯一的路径，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另一面，美元贬值也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财富水平，而这种财富效应使得消费者需求向低端商品倾斜，给中国廉价出口商品带来了更多商机。华尔街不正流行这样一句话吗：“好吧，我们买不起房子、车子，但我们可以买更多别的，比如中国衣服”。而且，只强调需求未免有失偏颇，从供给一面看，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而言并非全然只有挑战，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出口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这实际上间接提高了中国商品的核心价值和长期竞争力，为出口长期增长提供了助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也相应使中国出口企业增强了在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出口价格上调的趋势也给中国舶来品突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设立的反倾销壁垒提供了帮助。

　　第三，从出口方式看，出口的汇率敏感性不尽相同。就理论和实践而言，贸易链条越长，其中一个环节的汇率敏感性就越低。中国出口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加工贸易，这限制了整体贸易的汇率敏感性。此外，由于名义工资在短期内具有刚性且中国劳动力市场富裕，所以中国出口企业的工资成本受汇率影响较小，对于进料加工出口和来料加工出口而言，虽然人民币升值缩小了盈利空间，但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部分通过扩大出口量来缓解，这某种程度上也加大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倾向。

　　第四，一些特殊因素可能扭曲了汇率与出口的关系。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和中国出口大幅增长的并存只是一种来自于名义数据的判断，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失调对出口的真实影响更值得深入考究。汇率失调描述的是名义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均衡汇率则是反映一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时的实际汇率水平。从中国2007年11.4％的实际GDP增速、资产市场的价值增值和利率的不断上升来看，人民币均衡汇率很可能在过去一年里持续上升，而同期人民币汇率失调的改善幅度则可能比名义汇率升值的幅度要小，这至少意味着真实汇率要素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并没有估计的那么大。而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中国市场机遇凸现的背景下，各种国际游资对中国市场多渠道的渗透有可能影响了中国出口数值的真实度。这两种特殊因素也许起到了扭曲出口和汇率关系的潜在作用。

　　这种中国特色的存在，意味着人民币未来可能的更大幅度升值也许并不会给中国出口带来过大打击，而鉴于美国经济衰退在长期中可能性较小，我们似乎有理由减轻对中国出口在次贷风波后的过多担忧。就像英国政论诗人弥尔顿在1644年所说的：“理论就像是河流，如果它不是源流不断的话，就会变成令人作呕的由一致和传统所构成的泥潭”，如果我们从怀疑经典理论开始，重新审视出口与汇率的关系，也许能够得到一个略显肯定的结果，那就是中国出口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如姚明脚踝般脆弱。